在世界印刷史的研究中，韩国关于活字印刷起源的相关主张，曾引发一场持续多年的学术争议。早在上世纪60年代，韩国便依据庆州出土的《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》（刊印于公元704年—751年之间），在国内宣扬“印刷术起源于韩国”的观点。
1995年，韩国又以发现明洪武十年（公元1377年）的金属活字印本《直指心体要节》为依据，进一步强化这一主张。部分韩国学者甚至提出“毕昇的活字印刷术只是思想，并未实际应用”，对中国作为活字印刷术发源地的地位发起挑战。与此同时，一些德国学者也秉持“活字印刷由古登堡于15世纪发明”的观点，使得这场争议更趋复杂。
但在中国西北，一位西夏学研究者从一页千年前的西夏文佛经中发现，这些存世最早的用泥活字印成的经卷，或许就是活字印刷起源于中国的有力明证。
武威“天书”：最早泥活字印品
面对这些质疑，中国学者以扎实的考古发现和严谨的学术考证为支撑，展开了有理有据的反驳。这场反驳的一大突破口，来自甘肃武威亥母寺遗址的重大发现。
上世纪80年代，当地村民在遗址中偶然发现了一批西夏文物，其中包括西夏文《维摩诘所说经》（简称《维经》）。时任武威市博物馆副馆长的孙寿岭，凭借对文物的敏锐感知，意识到这部佛经可能与活字印刷有关。
经过深入研究，孙寿岭根据经名后题款尊号判断，《维经》最早印制于西夏仁宗期间（公元1139年—1193年），最晚不迟于乾定四年（公元 1226年），且从字体特征、印刷痕迹来看，极有可能是泥活字印刷品。
“泥活字复活”的艰难之路
为了印证这一判断，孙寿岭开启了艰难的 “泥活字复活” 之路。
他以沈括《梦溪笔谈》中对毕昇泥活字工艺的记载为蓝本，结合武威当地丰富的高岭土资源，反复试验和泥、刻字、烧字的流程。当时条件简陋，孙寿岭只能用自家的蜂窝煤炉子烧制字丁，常常因火力控制不当导致字丁开裂，一炉能成功烧制一半字丁已属不易。
历经三年摸索，孙寿岭不仅掌握了泥活字制作的核心技艺，还成功用复刻的泥活字重印了《维经》下卷。
重印出的书页，呈现出行距宽窄不一、部分字体歪斜、笔画偶有断裂等特征，与出土的《维经》原件高度吻合，从实践层面证实了泥活字印刷术的可行性。
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牛达生进一步从技术角度佐证：经文中存在因泥字小气眼形成的 “气眼笔画”，以及泥字陶化过程中产生的 “变形笔画”，这些都是泥活字印刷独有的痕迹，木活字或金属活字绝无可能出现。
1994年，《中国文物报》刊登孙寿岭关于西夏文泥活字版本的研究文章后，立刻在学术界引起轰动。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鉴定，明确《维经》为活字印本，而后续的学术研究更确认其为迄今存世最早的泥活字印刷品。
考证确凿，活字印刷源头在中国
中国学者的反驳，并非单纯的 “立场之争”，而是基于历史文献与考古实物的双重印证。
北宋沈括《梦溪笔谈》中，对毕昇泥活字 “胶泥刻字，薄如钱唇，每字为一印，火烧令坚” 的制作流程、“先设一铁板，其上以松脂、蜡和纸灰之类冒之”的排版方法，记载得详实准确，这是世界上关于活字印刷术最早、最完整的文献记录。而西夏《维经》的出土与泥活字工艺的复活，则填补了实物证据的空白，形成了“文献记载—考古实物—工艺复刻”的完整证据链。
如今，活字印刷术由北宋毕昇发明，西夏是早期重要应用地区，已获得国际史学界认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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